如果这样的话，也就没有必要用清虚一大来界说天了。

这种割裂中国古代逻辑思想与中国古代哲学关系的看法，就是一种对中国哲学本身的误解。当代中国哲学研究特别强调如何从特殊走向普遍，这就更需要分析的工作。

其实，分析本身也包含了解释，也就是说我们通过分解、拆析对所要分析的意义作出另一种解释。而要让世界各国的哲学家们理解中国哲学工作者的研究方式和研究成果，就需要我们以分析的方式处理中国哲学问题，从而形成一种新的中国哲学形态。第一，古代宇宙论和本体论问题：道气势能。然而，中国哲学实际上奠基于独立的自我认知主体，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和文化主体性，这也构成了如何认识中国哲学在当今世界哲学中独特地位的重要根据。第五，关于伦理和社会的问题：仁和中庸。

中国分析哲学形态包含的内容是对中国哲学问题的一种逻辑建构。其次是对中国哲学与西方哲学的关系的误解。这也说明，儒教丧祭礼的确立并非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从萌芽到成长，再到成熟的过程。

变迁之初，韩国唯一的儒教教团成均馆对政府政策采取了消极被动的顺应策略。萌芽阶段，主要指三国时期，随着儒家三年丧与丧服制度不断传入朝鲜半岛，儒教丧祭礼初见苗头，但此时的儒教礼仪主要局限于王室，其影响甚微。整体来看，祭礼的活动次数与种类皆在减少，但宗家的长者们却仍希望能够维系儒教的规范性文化传统，相反，宗家的年轻子孙们对于丧祭的态度则更倾向于现实变革。韩国学界在此认知基础上对儒教丧祭礼进行了探究，在目前成果中，既有宏观概述性研究【1】，亦有丧祭礼在历史变化中对社会结构的交融性研究【2】。

58利玛窦为了使天主教能够在东洋落户，选择了适应东洋的意识和思考方式的Francis Xavier的现地适应主义，这样的传教立场被称为补儒论。（一）三国时期—高丽时期：儒教丧祭礼的流入与受容儒教丧祭礼在韩国的正式定着【6】虽在朝鲜王朝时期，但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开始受儒家文化之浸染。

这种改变趋势在家礼行事中亦有体现，而以祭祀为核心的家礼行事，是以李退溪及其门下弟子为中心，以建立家庙为主要方式，从而实现宗法的局部实践【20】，因此，一依朱子《家礼》成为当时的时代标语。在举办丧礼时，虽然一些家庭仍按照儒教礼仪之规定，要身着麻布长袍、头巾、绑腿布（行缠）等，但其丧礼仪式却在医院太平间或殡仪馆举行，并非像之前那样在家中举办【39】，而这也是体现儒教丧礼与现代丧礼融凝交织的典型现象。值得一提的是，韩国人对于传统儒教礼仪与现代礼仪又是如何看待的呢？笔者前几年在韩国留学期间，曾咨询调查过周围诸多韩国友人能否接受现代韩国丧礼程序，大部分人的回答是可以接受，而对于传统儒教式丧礼，他们相对较为排斥，因为很多程序太过繁琐，而且又有些不合时宜。9参见姜林祥、薛君度主编：《儒学与社会现代化》下卷，广州：广东教育出版社，2004年，第150-151页。

另一方面，在民间兴起了一股礼学热，诸多儒学学者开始研习礼学，并逐渐建立起以宗法制度为典范的嫡长子继承的父权秩序。5本文中的三国时期皆指韩国的三国时期，三国即高句丽、百济、新罗。《北史》卷九四又载，朝鲜半岛三国死者，殡在屋内，经三年，择吉日而葬。然而，在高丽成宗二年（982)，由于建立礼乐制度的需要，博士壬老成从宋朝请进了《大庙堂图》《社稷堂图》《文宣王庙图》《七十二贤赞记》，以及《祭器图》等礼乐范本，随后便确立了儒教制度与五服制度，这也正式开启了儒教礼仪对高丽社会的感导之门。

换言之，天主教会内部在接受或拒绝儒教丧祭礼传统的问题上出现了不同声音。然而，即便儒教丧祭礼根据韩国的社会需求与实际态势已然发生了礼仪上的形变，诞生了一些礼仪新形式，但这些所谓的新形式，其骨子里流淌的仍是儒血，映射出的仍是儒魂，彰显出的仍是儒家的生命智慧与人文关怀。

41参见：《儒家思想与我们国家的丧礼文化》，《韩国思想与文化》第15辑，2002年，第251-278页。《朝鲜的冠婚丧祭》，首尔：中心，2002年。

这种演变潮势大致以简化儒教生活礼仪为准则，并要求礼仪根据实际状况进行适时调变。基督教的追悼仪式与追悼礼拜是为了消除宗教崇拜之嫌，一边是彻底拒绝迷信的祭祀仪式，一边是以礼拜形式为主导，将追悼与默哀等作为悼念故人之仪式，并以此来代替祭祀，而这也导致祖先被彻底排除在了礼仪对象之外【63】。23参见：《16世纪〈朱子家礼〉讨论的开展与特点：对家礼文化接受研究的初步考察》，《精神文化研究》第29辑，2006年，第5-33页。甲申葬，癸巳王以下释服。然而，此种制度影响在朝鲜王朝初期却是不可实现之事。韩国的传统社会中，丧祭礼的举行皆是按照阴历而进行的，但阳历的引入却将民众的日常生活节奏进行了重新安排，形成了工作日与休息日（周日）的划分。

在现代韩国社会，代表大城市圈域的首尔与京畿地区，其传统的大家庭制度与集姓村已然解体消亡，因此礼仪的世俗化现象极为显著。综上，在现代韩国社会，儒教传统丧祭礼的现代变貌主要体现于祭祀对象的缩减、行祭时间的转替，以及礼仪空间的变动等，而此种变化既可视为儒教丧祭礼的弱化，亦可看作是通过儒教丧祭礼的现代适应性来跃升其传统文化可持续化发展之方略。

三、儒教丧祭礼的近代之变朝鲜王朝末期，当局通过开放港口的形式开始接受近代西方文化，又经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致使朝鲜王朝儒教传统社会之根基开始动摇，进而发生了儒教丧祭礼的近代之变。然而，这并非意味着要全盘包纳儒教祭祀。

一方面，国家通过制定《经国大典》与《国朝五礼仪》，在形式上对儒教丧祭礼礼仪进行规范化限定。另一个典型实例为，儒教传统较强的庆尚北道居然出现了过去从未举行过的成服祭。

实际上，天主教虽然接受了设置遗像和灵牌、焚香、摆设祭桌等祭祀形式，但却废除了含饭、皋复、阖门等蕴含祖先魂灵来到祭祀空间饮食之意的仪式，同时也禁止了祭文【60】，并且，这些被天主教禁止或改变的部分仪式被贬低为迷信行为【61】。33 相助业是韩国社会中代表性的礼仪代理产业，是帮助人们举行葬礼的一种服务业。与天主教会的态度相反，基督教对于儒教丧祭礼总体是怀持排他性的拒绝立场。此外，火葬在经历了新罗和统一新罗时期的洗礼后呈现出进一步扩大化势态，而此种势态一直延续至高丽时期。

从忌日祭到追悼式的转变也并非无条件的排他，而是部分遵循了传统祭祀仪式。然而，在现实中，与贯彻宗法原则的理想主义相比，似乎以人情为主导的惯习性俗礼之实践更受人欢迎，如退溪时代，即便人们的宗法认知已然取得了长足进展，但与宗法秩序直接相关的亲迎制婚礼却并未得到很好的执行。

至少从朝鲜王朝时期到当下韩国，儒教丧祭礼一直是韩国人人生礼仪之基础，同时与其他宗教文化也在相互影响，并形成了一种互为共生关系。 李泽华（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来源：《文史哲》2024年第1期 进入专题： 儒家 丧祭礼 韩国 。

无论如何，本文认为这种从朝鲜王朝时期开始存留至今的文化现象可评议为，儒教丧祭礼与佛教丧祭礼共同接受了彼此的文化奥义，如儒教的孝观念、家族延存理念，以及佛教的轮回观与来世观等，这些不同来源的观念杂糅在了一起，试图让丧祭礼的优势得到最大程度之挥发，由此出现了二者共融之象。第三，儒教丧祭礼对天主教与基督教等礼仪亦产生了积极影响。

运柩要使用灵车，但是不能进行路祭。6.元宗十五年（1274）六月王薨。42参见：《儒家思想与我们国家的丧礼文化》，第251-278页。初终哭泣，葬则鼓舞作乐以送之。

祭祀尽量在教堂参加完晨间弥撒后进行，其程序如下：①唱圣歌。20世纪90年代初，随着城南盆唐新都市的开发，传统的集姓村迅速瓦解，丧祭礼的样态明显朝现代礼仪迈进。

16参见金禹彤：《〈高丽史·礼志·凶礼〉内容分析》，第77-92页。在此过程中，由于过分突出礼仪的便捷属性，最终招致了礼仪世俗化现象的频仍，及内在敬虔性的削弱。

首尔和京畿地区最大程度地实现了工业化与城市化，其丧祭礼的变化之态呈现的也更为明晰。朝鲜王朝初期，打着脱离佛教之旗帜，并高呼遵守《朱子家礼》的性理学者们极为强调儒教孝道，甚至认为为了父母，在进行侍墓生活时即便丧失生命也无妨，而这也加深了丧礼文化的哀怨程度【23】。